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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農為本，農以種為先。”種子作為重要的物質生產資料，對于農業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古以來，我國就有重視種子的優良傳統。目前我國總體上能夠實現用種安全，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具有較大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糧食安全。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種業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實現農業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在精準把握國內外種業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對我國種業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新思路新要求，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關于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

2021年7月9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種業振興行動方案》，提出實施“種質資源保護利用、創新攻關、企業扶優、基地提升、市場凈化”五大行動，正式將種業振興提高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近年來中央一號文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對種業發展進行了部署。例如，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打好種業翻身仗”，對于種業振興五大方面進行了統籌規劃；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全面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方案”；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對種質資源保護利用以及生物育種等方面進行了具體部署。

習近平總書記對種業發展的高度重視，將種業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動種業振興的上層建筑不斷完善，種業振興的具體措施落到實處。當前，學術界對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的研究尚未開展。作為新時代推動種業事業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真理性認識，研究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將梳理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的形成邏輯及主要內容，進而明晰這一重要論述在新時代所發揮的價值，以期為貫徹落實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推動種業事業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一、 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的形成邏輯

任何一種思想都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都蘊含著特定的理論淵源、歷史邏輯以及現實依據，是綜合因素下產生的結果，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亦是如此。它是對已有知識體系的繼承與發展，是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與吸收，也是對現實問題的考量與把握。從理論、歷史、現實三個維度系統梳理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的形成邏輯，是準確把握該重要論述主要內容和時代價值的前提與基礎。

（一） 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形成的理論淵源

第一，習近平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種子的重要闡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在農業中，不預付追加的種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擴大耕地。但是，一旦預付了追加的種子和肥料，那么，即使對土地進行純粹機械性的耕作，也會對產量的提高發生奇跡般的作用。”在馬克思看來，種子位于農業生產的前端環節，在農業生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追加更多的種子以及種子生長所需要的肥料能夠提高糧食產量。列寧在《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的總結發言》中提到：“播種運動就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經濟可能性來增加播種面積。為此就需要重新分配種子，保管和運送種子。”列寧認為播種運動的關鍵在于增加耕地面積和配備好種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種子重要闡述為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提供了思想來源。習近平認為，提高糧食產能關鍵還是抓耕地和種子兩個要害。

第二，習近平創新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于種子的重要認識。中華民族長期以來依靠農業獲取生存發展的物質條件，并創造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農耕文明。在長達數千年的農業生產過程中，先民們逐漸意識到種子對于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并逐漸創造了一套選種育種的方法，培育了眾多適應本土生長環境的良種，為后世農業發展積累了豐富的選種育種經驗。這在許多農業古書典籍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其一，對于種子重要性的認識。早在《詩經·大雅·生民》當中就已經區分出種子的優良，將良種稱為“嘉種”，說明先民們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意識到種子的好壞會影響農業生產的效果。西漢劉向在《說苑》中記載“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認為選擇良種有利于增加糧食產量。其二，對于如何選種的經驗。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對種子的選優，包括選種的具體標準，選種的操作以及選得后保存、防蟲和收藏的辦法，都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記錄了我們祖先選種、換種以及避免種子混雜的傳統經驗。其三，對于種子培育方法的總結。《雞譜》中記載了關于斗雞良種培育、種蛋孵化和雛雞培育等六個方面的內容。在良種培育方面，強調選配的重要性，指出若以上等雄雞配次等雌雞，將培育不出好的雛雞，因此需要通過選配，方能獲得良好的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關種子的重要認識為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提供了文化來源，習近平深知種子對于糧食安全進而對于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曾引用越王勾踐將煮熟的種子貢給吳國而滅吳，齊國誘導魯國棄糧種桑致使其缺糧而收魯的歷史典故來告誡人們保障種源安全以及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第三，習近平賡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關于種業發展的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歷來重視種業的發展，在不同時期均發表了關于促進種業發展的重要論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基于當時的具體國情，意識到品種改良的重要性。1957年9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印度尼西亞前副總統哈達和夫人時回應，中國主要依靠“改良土壤和種子”等增產措施來解決人多地少的問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高度重視種業的發展，認為保障糧食供給基本過關要“從改良種子”等方面來努力。江澤民同樣十分重視種業的發展，他強調“要注意調整農業結構，改進品種，提高質量”。胡錦濤基于國內外種業發展的現狀，提出加快發展生物育種產業，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種業向現代化方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賡續了我們黨的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視種業的優良傳統，強調“種源安全關系到國家安全,必須下決心把我國種業搞上去”，并基于當前國內外種業發展的現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意義的種業發展新思路，形成了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

（二） 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形成的歷史邏輯

新中國不斷成長的歷史也是中國種子事業不斷發展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連年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影響，我國農業生產水平低下，種植技術落后，農業生產的種子主要來自“家家種田，戶戶留種”。為解決良種來源問題，1950年農業部頒發了《五年良種普及計劃草案》，提出“廣泛發動群眾進行選種工作，以縣為單位評選優良品種”的方針，這種育種方式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有利于發動群眾選育良種，降低改善農業生產的成本。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的農業體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集體經濟，“戶戶留種”的育種方式已不再適應當時的耕作要求。為適應農業發展的要求，1958年5月召開的“全國種子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四自一輔”的種子工作方針，即“依靠農業合作社自繁、自選、自留、自用，輔之以調劑”，這一方針既符合農業集體經濟對于良種的需要，也有助于在遇到突發情況時能夠集中力量進行救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適應經濟體制的變化，改變我國種業落后的局面，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進程，1978年國務院第98號文件批轉農林部《關于加強種子工作的報告》，要求“逐步實現品種布局區域化、種子生產專業化、種子加工機械化和種子質量標準化；實行以縣為單位統一供種”，即“四化一供”。“四化一供”實施的十幾年間，我國種子事業迅速發展，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良種繁育推廣體系。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一工作體制爆發出的問題越來越突出。1995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姜春云在全國農業種子工作會議上指出：“創建種子工程是農業上新臺階的戰略選擇”。同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種子工程”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此后，我國種子事業進入了產業化發展階段。但是從整體來看，我國種業發展水平仍然不高，需加快種業自主創新，推動種業現代化建設。國務院于2011年4月頒布《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提出要構建現代農作物種業體系，全面提升我國農作物種業發展水平。自此以后，我國種子事業進入了現代化發展階段。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堅持歷史思維，遵循歷史發展的規律，在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新時代種業發展的現實邏輯，提出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并對“如何開展種業振興”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為種業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實踐路徑。

（三） 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形成的現實邏輯

“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保障糧食安全始終是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從國內外的現實情況來看，我國糧食安全面臨著一些風險與挑戰，主要體現在國內糧食供求出現“緊平衡”，國際糧食貿易出現“高變數”。習近平深刻地指出“保障糧食安全，要害是種子和耕地”。種業作為糧食生產的前端環節，實施種業振興對于化解風險、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正是基于對國家糧食安全問題的現實思考。

第一，國內糧食供求出現“緊平衡”。從需求側來看，需求結構發生新變化。一方面，近年來，我國糧食產量實現“十八連增”，能夠保障口糧絕對安全，但油料和飼料糧無法完全自給，需要長期進口。另一方面，進入新時代以來，人們對于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需求發生了結構上的變化，呈現出高品質、多元化、綠色化的特征。從供給側來看，供給能力面臨“硬約束”，必須尋找新的發展出路。在自然資源方面，其一，我國耕地資源有限且質量不高。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人均耕地面積約為0.09公頃，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5%。而且目前全國高標準基本農田僅10億畝，耕地質量總體不高。其二，我國水資源緊缺。一方面，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64%的耕地分布在秦嶺-淮河以北國務院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自然資源部，水資源還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22%。另一方面，農田水利基礎設施不完善，且大多年久失修。全國耕地面積有134 921千公頃，而灌溉面積僅有61 890千公頃。在人力資源方面，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推動大量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使得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數量日益減少，并且農業勞動力日漸老齡化。深入實施種業振興，培育節水、節藥、高產的優異品種，既能滿足人們高品質需求，又能突破資源約束。

第二，國際糧食貿易出現“高變數”。“積極穩妥利用國際農產品市場和國外農業資源是一項長期戰略布局。”但地緣政治沖突等一些不穩定因素時有發生，影響我國糧食進口安全。當全球農業生產與貿易還未從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完全恢復過來時，又爆發了俄烏沖突，導致多個國家限制糧食出口。可見，“糧食問題早已超越農業范疇，成為政治問題”，糧食安全成為國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能夠從源頭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習近平正是基于國內外的現實情況，高度重視種業發展，發表了一系列關于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指明了出路。

綜上所述，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的形成有其內在的邏輯體系。從理論淵源來看，其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種子重要性的闡述，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于種子的重要認識，發展了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關于種業發展的重要思想。從歷史邏輯來看，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是在吸取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種業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賡續了推動種業發展的歷史傳統。從現實邏輯來看，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是對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現實考量。這三個維度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共同推動了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的形成。

二、 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習近平高度重視種業振興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以及實現農業現代化當中的重要作用，對新時代種業振興作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從種業振興的物質基礎、根本動力、主體力量、重要平臺、保障措施等方面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形成了一個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

（一） 物質基礎：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

“農業種質資源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與重要農產品供給的戰略性資源，是農業科技原始創新與現代種業發展的物質基礎。”縱觀國內外發生的綠色革命，無不來自對種質資源的發掘利用。充分保護好利用好種質資源，有利于為種源核心技術攻關提供重要的物質材料，化解我國核心種源被“卡脖子”的風險。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種質資源的保護利用工作，曾多次提出要加強種質資源的保護和利用。由于長期以來種質資源保護意識薄弱,再加上快速發展的全球化工業化深刻影響種質資源的生存環境，使得大量優質種質資源喪失，“1956年至2014年，主要糧食作物地方品種數目喪失比例高達71.8%”。不僅如此，我國對于已有的種質資源開發利用不充分，尚未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就目前而言還未搭建起專業化、智能化的資源鑒定評價和基因發掘平臺。雖然我國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種質資源庫，但是“通過表型與基因型精準鑒定、應用于育種創新的農業種質資源不到10%，大多數資源尚未被開發利用”。對種質資源保護利用的欠缺，使得我國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國外種質資源，再加上各種不穩定性因素的影響，我國種源存在潛在的風險。在準確把握我國國情和世界發展形勢的情況下，習近平不僅強調“要把種源安全提升到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而且還對如何保護利用種質資源提出了具體的措施：一方面要加快種質資源普查收集，加強種子庫建設，為開展種業創新保存好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要開展種質資源精準鑒定評價，全面了解種質資源的遺傳多樣性及其可利用性，將資源優勢轉為種業優勢，服務于種業科技創新。

（二） 根本動力：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

種業作為國家戰略性、基礎性核心產業，不斷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是推動種業振興、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先后啟動了86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現代種子工程、良種攻關計劃等與國家種業振興相關的科技項目”，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促進了種業的大發展。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曾多次強調要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但目前我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仍未進入世界前列，種業存在被“卡脖子”的潛在風險。從國際上來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種業逐步走向國際化，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規模的種子市場，然而種子貿易卻長期處于逆差狀態。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國種業核心技術創新不足。目前，種業強國已經采用先進的生物育種技術，進入4.0智能育種階段，而我國仍然處于從傳統育種向現代育種過渡的階段，我國生物育種技術與種業強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我國良種在農業增產中的貢獻率超過45%，而發達國家良種對農業貢獻率普遍在70%以上。從國內來看，人們對于糧食的需求不再滿足于數量充足，而是更加趨于高品質、多樣化和綠色化。當前水稻和小麥兩大口糧作物品種實現100%完全自給，但我國部分高端蔬菜與畜禽種源的對外依存度較高，80%以上的甜菜種子、向日葵高端種子來自國外市場。習近平曾指出我國部分種源大量依賴國外，一旦國外停止供種，將會影響我國供種安全。習近平以高瞻遠矚的視野把握國內外種業發展環境，高度重視種業科技創新，多次強調“必須下決心把我國種業搞上去，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對于如何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習近平提出要“對育種基礎性研究以及重點育種項目給予長期穩定支持”，“有序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

（三） 主體力量：培育壯大種業企業

從種業強國的發展現狀來看，種子企業是種業創新發展的主體力量。種企強，種業才能強。近年來，我國種子企業發展迅速，所占市場份額不斷增加，但是與國際種業巨頭相比，仍存在明顯的差距。一方面，我國種子企業的集中度較低，缺少與國際種業巨頭相競爭的龍頭企業。我國經營種子事業的企業數量較多，但受科研投入不足、高端育種人才缺乏、種企間交流合作較為欠缺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大部分種企缺乏育種創新能力，整個種企市場呈現出“小、弱、散”的特點。“持證種企中注冊資本在億元以上的僅占6%，種企市場銷售額在全球占比僅10%”。2022年全球十大種業公司，只有中國化工收購的先正達以及隆平高科位列其中。另一方面，我國種企尚未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模式。種業強國憑借十分成熟的商業化育種模式，使其種業公司在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而我國的種質資源、育種人才等大都集中在公共科研單位，政府的資金投入及扶持政策也更偏向于公共科研單位，導致種企缺乏足夠的資源支持，還未成為育種創新的主體力量。根據SooPAT網站統計，截至2020年5月底，國內育種相關專利的前十申請人單位均為各類農業大學和科研所。為此，習近平高度重視種企的發展壯大，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時強調：“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引導資源、技術、人才、資本等要素向重點優勢企業聚集”。他還強調“要深化農業科技體制改革”，改變過去政策向公共科研單位傾斜的狀況，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模式。

（四） 重要平臺：加快種業基地建設

種業基地是良種繁育的重要場所，為實現育種創新、種源自主可控提供了有力支撐，對于促進農業生產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自種子產業化改革以來，我國實施現代種業提升工程，認定建設一批優勢制種基地和種業產業園，形成了以海南、甘肅、四川三大國家級育制種基地為核心，152個制種基地為骨干的‘國家隊’”，為保障國家農業用種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目前從整體上來看，我國種子繁育基礎設施仍處于較低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較為落后。一方面，“我國農業科研的高端儀器設備、試劑耗材、軟件程序進口依賴度很高”，另一方面，我國種企在種業基地建設方面先天不足。整個國家對于種子的需求不僅需要“國家隊”來支持，還需要種企的充分參與。種業基地的建設需要大量經費支持，種企由于利潤的限制，用于基地建設的經費少之又少，再加上政府支持力度不夠，導致種企在種業基地建設中的缺位。基于種業基地建設的現實狀況，習近平曾多次強調要加快種業基地建設。2018年，習近平在參觀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時闡明了為什么要建設種業基地以及建設什么樣的育種基地，他強調“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是國家寶貴的農業科研平臺，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產、銷售、科技交流、成果轉化為一體的服務全國的‘南繁硅谷’”。2022年習近平到海南考察時，再次強調要“加快推進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建設”。

（五） 保障措施：推進種業知識產權保護

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是種業創新的重要保障。如果保護不嚴格，那么科研成果很容易被他人通過多種途徑竊取，這不僅損害了科研人員的權益，挫傷科技創新的積極性，而且還會直接損害農民的利益，進而間接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就目前而言，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在認識、制度以及執行層面上仍存在一些問題，影響種業良好創新環境的營造。從認識層面來看，社會大眾對于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的認識不夠，處于研發端的育種人員往往忽視市場的侵權行為，而處于消費端的農民對于品種更多的是關注它的種植效益。從制度層面來看，我國對于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時間相對較晚且力度較弱，直到2021年，才建立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從執行層面來看，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相較于其他產業而言難度較大。這是由以下兩個原因造成。第一，取證較為困難。被侵權者維權成本較高，司法立案偵破對于受害者報案依賴性較強，且假劣種子容易被銷毀，導致對種業侵權行為的取證較為困難。第二，執法難度較大。種業侵權行為較為隱蔽，對執法部門的專業性要求較高。對于種業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一項系統的工程，不僅需要技術的支撐，還需要筑牢法律和監管的堤壩。對此，習近平痛批假冒偽劣種子滋生的亂象，指出要高度重視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凈化種業創新環境，并多次強調要健全品種審定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他在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要求“要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行政等多種手段，推行全鏈條、全流程監管，對假冒偽劣、套牌侵權等突出問題要重拳出擊，讓侵權者付出沉重代價”。

綜上所述，習近平回答了“為什么要進行種業振興”以及“怎樣進行種業振興”這個時代之問，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實現農業現代化為出發點，以實施種業振興五大行動為著力點，將我國由種業大國振興成種業強國。習近平關于這五個方面的論述有其內在的邏輯關系。首先，以保護利用種質資源為物質基礎，著力開展種質資源普查收集，摸清我國種質資源的家底；其次，以種業科技創新為根本動力，在全面掌握我國種質資源現實情況的基礎上，通過自主研發核心技術，掌握核心種源，使現代種業具有核心競爭力；第三，將種業企業作為主體力量，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構建國家種業企業陣型，使中國躋身于世界種業強國之列；第四，將種業基地作為支撐平臺，為研發主體提供種業科技創新和良種繁育的場所；最后，將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作為保障措施，保障科研人員的合法權益，保護科研人員開展種業創新的積極性。習近平關于種業振興五大方面的重要論述，構成了一個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對于種業振興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 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關于新時代種業振興重要論述在應對現實挑戰中彰顯了時代價值，不僅為種業振興提供了實踐路徑，而且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指明了重要出路，為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了科學指引，為世界種業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一） 為推動種業振興提供了實踐路徑

習近平基于國內外種業的現實情況，從種質資源保護利用、種業科技創新、種業企業壯大、種業基地建設、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闡述了種業振興的著力點，為各級組織開展種業振興行動、提升種業國際競爭力提供了具體的實踐路徑。一是開展種質資源保護利用行動。一方面，不斷健全種質資源保護體系。自2021年始，利用3年時間，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種質資源普查，摸清我國農作物、畜禽和水產種質資源的家底。除此之外，“逐步建立了長期庫、中期庫、保種場、保護區、基因庫相配套，國家級和省級相銜接的農業種質資源保護體系”。另一方面，加大種質資源開發利用力度。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構建開放協作、共享應用的種質資源精準鑒定評價機制”，將種質資源精準鑒定評價列為重點工作。二是開展種業創新攻關行動。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全面實施生物育種重大項目，扎實推進國家育種聯合攻關和畜禽遺傳改良計劃”。三是開展種業企業扶優行動。自2021年以來，國家著力構建“破難題、補短板、強優勢”的國家種業企業陣型。2022年，農業農村部印發了《關于扶持國家種業陣型企業發展的通知》，明確提出打造一批“航母型領軍企業、‘隱形冠軍’企業和專業化平臺企業，加快形成優勢種業企業集群”。四是開展種業基地提升行動。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種業基地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意見》《“十四五”現代種業提升工程建設規劃》等推動種業基地建設的政策文件。2021年，農業農村部財政部推出三大舉措力促國家級制種基地升級。目前，“以全國52個制種大縣和100個區域性良種繁育基地為骨干的種業基地‘國家隊’，保障了全國70％以上作物用種需求”。五是開展種業市場凈化行動。農業農村部分別于2021年4月和7月啟動為期3年的“全國種業監管執法年”和為期半年的保護種業知識產權專項整治行動，全面凈化種業市場。與此同時，2021年12月24日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進行了第三次修訂，建立了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為延長保護鏈條、擴大保護范圍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二） 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指明了重要出路

“無農不穩，無糧則亂。這一幕在古今中外反復上演。”習近平強調，“只有把牢糧食安全主動權，才能把穩強國復興主動權”。對于如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成為實現農業強國的重要課題。習近平在科學研判我國糧食安全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基礎上，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指明了出路，他強調“堅持農業科技自立自強，用中國種子保障中國糧食安全”。就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而言，實施種業振興，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有如下作用：第一，有利于突破資源稟賦的限制，提高糧食單產。我國人口眾多、水土資源有限且分布不均，開展種業振興行動，能夠推動種子的創新性發展，培育出高產節水的優良品種。河北小麥專家郭進考研制出的“馬蘭1號”高產節水小麥，“被推廣到8個省份，累計種植面積4.2億畝，增產小麥105億公斤，節水125億立方米”，達到了增產節水的種植效果。第二，有利于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保證糧食穩定供給。由于農民種糧收益偏低，在農村出現了耕地“非農化”“非糧化”現象。開展種業振興行動，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研發高產優質品種，不僅可以帶動糧食增產，還可以通過單粒播種、節藥節肥等途徑減少生產成本，擴大農民獲利空間。第三，有利于打贏核心種源攻堅戰，實現核心種源自主可控。我國雖然在口糧方面做到種源100%自給，但是在蔬菜和畜禽等方面對國外種源依存度較高。開展種業振興行動，研發核心技術，掌握核心種源，能夠打破國外對核心種源的技術壟斷。我國作為白羽肉雞消費大國，長期以來種源完全依賴進口。2019年圣農集團成功培育出國內第一個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白羽肉雞新品種——“圣澤901”，實現了白羽肉雞種源的自主可控。

（三） 為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了科學指引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現代化，習近平指出，我們的國情決定了我們絕不能照搬一些國家大規模經營、大機械作業的方式，也不能采取依靠國家高補貼來維持高價格的做法，我們應“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農業技術創新步伐，走出一條集約、高效、安全、持續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習近平關于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為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了科學指引，他強調“這設備那設備，這條件那條件，沒有良種難以實現現代化”。一方面，實施種業振興，能夠推進農業向著集約、高效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前進。據農業農村部統計，2004年至2021年，我國農業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從34%躍升至72%。農業耕種機械化率的提高不僅是農機裝備提檔升級的效果，也是宜機化糧食品種研發的結果。例如，宜機化玉米品種推進玉米生產全程機械化，研發的銅麥6號、長航1號等優質品種能夠推進小麥“3335”播種技術，推動了農業現代化發展。另一方面，實施種業振興，能夠推動農業向著安全、持續的現代化農業發展道路前進。長期以來，我國農業以粗放式生產方式為主，過度使用化肥農藥，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農用化肥施用量從1978年每公頃約0.2噸增加到2022年每公頃約0.7噸，農藥使用量由1990年每公頃4.9千克增加到2016年10.5千克，這嚴重破壞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開展種業振興行動，有利于研發節藥節肥的環境友好型品種，推動農業向著安全性、持續性方向發展。

（四） 為世界種業事業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當前世界各國種業發展存在較大的差距，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受自身綜合實力薄弱以及發達國家技術封鎖等因素的影響，其育種事業發展速度緩慢，尚未實現種源自主可控，國家糧食安全難以保障，時局動蕩時有發生。習近平關于種業振興的重要論述不僅能夠推動中國種業向現代化方向發展，而且能夠為世界種業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一方面，通過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利用，保存了我國豐富的種質資源，為國家間種質資源的交換與合作做出了突出貢獻。“我國長期保存作物資源超過51萬份、畜禽地方品種560多個、水產種質資源近2萬種、微生物資源23萬多份，位居世界前列。”其中，我國雜交水稻品種目前已在4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廣應用。另一方面，通過提高我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為種業發展薄弱的國家提供了技術援助。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不斷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并在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育種樣板。在此基礎上，我們通過“南南合作”“一帶一路”向其他國家派遣技術人員,傳授育種經驗與先進技術。例如，中國派遣專業科技人員不僅將中國雜交小麥技術引進巴基斯坦，而且還根據巴基斯坦的耕作制度、生產方式，圍繞抗旱節水需求探索了適宜巴基斯坦應用的雜交小麥配套種植技術，達到了增產的效果。中國不僅推廣先進種業技術，助力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而且還對受援國進行種業科技人才培訓，“中國研究人員先后赴印度、巴基斯坦等國提供建議和咨詢，并通過國際培訓班為80多個發展中國家培訓超過1.4萬名雜交水稻專業技術人才”，為促進其他發展中國家種業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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